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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10-11 16:52 来源:网络整理 阅读 54

 

  【图语:岳麓书院】

  岳麓书院

  岳麓书院在湖南善化县(今长沙市)西岳麓山抱黄洞下。

  岳麓山也是唐代士人隐居读书的地方。马燧曾在岳麓山左坪舆衍建道林精舍。精舍建书堂,因藏有沈传师、裴休的笔札和宋之问、杜甫的篇章,故称“四绝堂”。因有藏书供人研读,故后人有称其为“道林书院”者。

  岳麓山在唐代也是一处佛教活动的圣地。道林精舍旁即有一寺,也以道林为名。五代时,马殷曾加重建,僧众达300余人。道林精舍竟为道林寺所并。宋人曾赋诗一首,深表叹惜:

  此是前朝古书院,而今创作梵王冢。

  我来登眺不胜慨,独依东风数落花。

  儒佛之间在唐末五代有斗争,也有融和之势,佛僧中也有人关心和仰慕儒家文化。南宋淳祐末年曾任岳麓书院副山长的欧阳守道,曾写过一篇文章《赠了敬序》(《巽斋文集》,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本),述及其从古碑中发现二名僧人慕儒者之道,割地建屋,购书兴学的记载。

  往年余长岳麓,山中碑十余。寻其差古者,其一李北海开元中为寺僧撰,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。碑言:书院乃寺也。有二僧,一名智璿,一名某。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,风化陵夷,习俗暴恶,思见儒者之道,乃割地建屋,以居士类。凡所营度,多出其手。时经籍缺少,又遣其徒市之京师,而负以归。士得屋以居,得书以读。其后版图入职方,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。

  欧阳守道认为二僧慕儒者之道,建屋购书,供士子居住研读,奠定了岳麓书院的初步基础,二僧之功不应埋没。后世儒者多囿于儒佛之争的偏见,耻谈书院前身为僧人所建,未免不符事实,有失公允。指出:

  予读此,甚善二僧之用心与予同。读者乃笑之,若谓此碑为不足存。嗟呼!白鹿洞诸书院,经近世诸大贤主张扶植,必推本其初,为何人所居,出何时之意,后虽有述,而始作之善不可没也。智璿若某二僧者,生于彼时,同时有位与力过二僧者何限!彼不为此举,而此为之,岂不可大嘉哉!独以其僧也,而今置之不道,其亦不得为公也已!(《巽斋文集》,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本)

  岳麓书院在早期曾与佛寺有着密切的关系,恰好说明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,曾借鉴和吸收了佛寺的某些经验。这一史料得以保存并得到公正的评说,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,引起书院研究者的高度重视。

  宋初,开宝九年(公元976年),彭城人刘嶅〔ao敖〕倡议在僧人原有书舍的基础上创建书院,由潭州知州朱洞和潭州通判孙逢吉率地方公众共成其事。建讲堂五间,斋舍52间,并建祭祀先师先贤的祠宇,集聚一批图书,广招生徒,开展讲学。形成了藏书、祭祀、讲学功能齐全的书院教育组织。据陈傅良《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》称:自此数十载,“教化大洽,学者皆振振雅训,行艺修好,庶几乎古”(《止斋先生文集》,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本)。

  其后,曾因热心书院教育的地方官员去职,其政“不嗣”,“弦歌绝音,俎豆无睹”,生徒逃逸,六籍散失,藏书、祭祀、讲学遂不能继,书院又陷于荒圮。

  咸平元年(公元998年)李允则知潭州,次年又着手修复岳麓书院,“敞门屋”,“揭书楼”,“辟水田”。咸平四年(公元1001年)宋真宗赐国子监印本“九经”于岳麓书院,并修孔子庙堂。选派行义著称的周式任山长,生徒达60余人。又寻到朱洞、孙逢吉的“故书”,改善和充实了藏书条件,岳麓书院又得新生。据王禹偁〔cheng撑〕记称:岳麓书院修复后,“使里人有必葺〔qi汽〕之志,学者无将落之忧”,“谁谓潇湘,兹为洙泗;谁谓荆蛮,兹为邹鲁”(《小畜集》)。说明岳麓书院当时在弘扬和传播儒家文化,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  大中祥符五年(公元1012年),知州刘师道根据山长周式的请求,批准进一步扩充书院规模。

  大中祥符八年(公元1015年)宋真宗于便殿亲自召见山长周式,面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之职。仍使其归掌岳麓书院,又因旧名“赐额”,“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”,登其堂受其教者,“相继不绝”,生徒达“数百人”。

  岳麓书院历经地方官员集公众之力多次修葺,又得到朝廷的支持,于是闻名天下,并发展成为湖湘一带的文化教育中心,被誉为“惟楚有材,于斯为盛”。湖湘之地历来人文荟萃,实得益于岳麓书院及由岳麓书院带动起来的湖南多所书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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